长江文明与黄河文明之比较 

　　长江文明包括 

　　一.史前文明：浙江省(田螺山遗址、河姆渡文明、马家浜文化）、　环太湖（现浙江，江苏，上海，安徽等区域）、良渚文明、江西（吴城遗址）、湖南（炭河里遗址、彭头山文化、玉蟾岩遗址）、湖北（屈家岭文化、石家河文化）、四川（大溪文化）。 

　　二. 夏商周同时期的长江文明：三星堆文明（吴文化、越文化、楚文化）其中三星堆文明有与中原文明交流的迹象。吴文化是中原的商周文化和吴地本土文化相融合发展的产物。越文化是中原的商周文化和越地本土文化相融合发展的产物。楚文化是中原的商周文化和楚地本土文化相融合发展的产物。 

　　三.秦至清时期的长江文明 

　　由于秦的统一中国，长江文明进一步和中国别的区域的文明相融合。中国各大区域文明相互融合逐渐产生了中华文明。 

　　黄河文明的形成期大体在公元前4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之间，前后经历了两千年之久。在这一时期，神州大地出现了许多地区性文明，如在长江流域有成都平原文明、江汉文明、太湖文明，其代表性的考古学文化有大溪文化、屈家岭文化、石家河文化、崧泽文化、良渚文化等。在黄河流域有甘青文明、中原文明、海岱文明，其代表性的考古学文化有仰韶文化、中原龙山文化、大汶口文化，山东龙山文化、马家窑文化等。在东北有燕山地区文明，其代表性的考古学文化主要是红山文化。各个地区性文明都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，学术界都给以高度评价，但是到后来有的文明中断了，有的文明走向低谷，只有黄河文明恰如中流砥柱，朝气蓬勃，吸纳、融合了各地区文明精华，向更高层次发展。与上述考古学文化相对应的是中国历史上的五帝时代，即黄帝、颛顼、帝喾、唐尧、虞舜以及海岱地区的太昊、少昊。据文献记载，他们的族团主要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繁衍、生息、发展，创造了灿烂的黄河早期文明。这时的社会是邦国林立，出现了城郭、农业生产社会化、手工业专门化、礼制规范化。贫富分化，阶级产生，文化艺术也有长足的发展。这时的黄河文明处于大交融的形成时期，可以称为邦国文明，也可以说是华夏文明的初级阶段。 

　　黄河文明的发展期是它的升华阶段。从时代来说主要是夏、商、周三代。这时的黄河文明主要凝聚在黄河中下游的大中原地区，以今天的河南省为核心，大中原地区文化是黄河文明的中心。在大中原域内的河洛地区（以河南洛阳-登封一线为核心）文化是黄河文明的核心。河洛地区大体包括黄河与洛河交汇的内夹角洲、外夹角洲以及黄河北岸的晋南和豫北。河洛文化圈向西可伸入关中，向东可以达到豫东。在河洛文化圈内，不仅有丰富的五帝传说和遗迹，而且还有夏商周三代王朝的国都。考古发现了属于王朝性质的都邑有河南省郑州市登封王城岗（原八方遗址）古城、郑州新密新寨古城、洛阳市偃师二里头城址、郑州商城、洛阳市偃师尸乡沟商城、安阳殷墟和安阳洹北商城以及在陕西和洛阳发现的西周、东周都城遗迹，夏商周三代的都邑均在河洛地区。因此，河洛文化不仅是一个地区性文化，而且是延续约两千年的王都文化，是黄河文明最核心的载体。在这一历史阶段，出现了父传子家天下的政权体制，形成了比较成熟的国家机构，制定了比较完善的礼乐制度，出现了比较规范的文字，科学技术、农业、手工业、商业贸易飞速发展，划时代的青铜文化闻名中外。在河洛文化周围出现了巴蜀文化、吴越文化、楚文化、燕赵文化和齐鲁文化等，通过交流、吸纳、融合，给河洛文化注入了活力，在历史的舞台上显得更加活跃。在这一时期，出现了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《诗经》和哲理丰富的《易经》等许多不朽之作。影响中国几千年的道家、儒家、墨家、法家、兵家、名家等学派也如雨后春笋在河洛地区一齐涌向社会，开创了中国学术界百家争鸣的黄金时代。河洛文化为黄河文明充实了内容，输入了新鲜血液，文明的光芒照亮了亚洲的东方，不仅大江南北、长城内外望尘莫及，即使在当时世界范围内，也享有极高的声誉。    

　　黄河文明的兴盛期，是进入封建帝国文明的历史阶段，自秦汉开始直至北宋，一千多年来，河洛地区一直处于核心地位。帝都文化推动着全国科学文化大踏步前进。秦始皇统一六国，废封建，立郡县，车同轨，书同文，统一度量衡。汉承秦制，对这一重大文明创造进一步规范、完善和推广。先秦时期的儒家、道家等学说，在历代王朝都得到继承和发扬光大。汉学是汉代学者创立的一个重要学派，源远流长，影响很大，他们对经学研究的成果，一直被后世学者奉为经典。宋代的理学，对塑造中华民族的性格起到了重大的作用。中国最早的最高学府太学，设在东汉首都洛阳（今河南洛阳），学生最多时达三万人以上，历经曹魏、西晋，为全国各地培养了大批人才，出现了不少出类拔萃的人物。天象历法、农学、地学、医学、水利、机械、建筑、冶炼、陶瓷、酿造、纺织、造纸、活字印刷等科学技术，都创造了历史奇迹；汉赋、唐诗、宋词以及书法、绘画、雕塑等，都攀登上文化艺术的高峰；留传后世的各类史书浩如烟海，记载了古往今来王朝兴替以及社会发展的历史。着名的丝绸之路的起点，西汉时始于西安，东汉至隋唐时始于洛阳，西安、洛阳在当时是对外文化交流、商业贸易的国际大都市，由此，中国历史上的汉唐文明享誉世界。这就充分说明黄河文明的确发展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，这个高度兴盛的黄河文明，其核心的确是在河洛文化范围内。 

　　华夏文明的主体是黄河文明，黄河文明的中心在中原地区，黄河文明的核心在河洛文化圈内。河洛文化最大的特点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：第一，国都文化连绵不断。黄河文明形成期的五帝邦国时代，黄帝都有熊（今河南新郑市），颛顼都帝丘（今河南濮阳市），尧都平阳（今山西临汾市），舜都蒲坂（今山西永济市）；黄河文明发展期的夏商周王国时代，夏都阳城（今河南省新郑市）、阳翟（今河南省禹州市）、斟鄩(今河南省偃师市，即二里头)、老丘（今河南省开封市），商都亳(今河南省商丘市)、隞（今河南省郑州商城遗址）、殷（今河南省安阳市小屯），周都丰镐（今陕西省西安市）、洛邑（今河南省洛阳市）；黄河文明兴盛期的帝国时代，西汉至北宋一直建都在西安、洛阳和开封。上述都城均在河洛文化圈内，几千年的建都历史，形成了具有极大影响的国都文化。这是河洛文化最突出的特点。第二，树大根深的根文化是河洛文化又一特点，有许多文明源头都在这一地区。如最早出现的国家在这里，近年启动的文明探源工程所确定的四个重点即临汾的陶寺、郑州的古城寨、新寨和王城岗也在这里，《河图》、《洛书》和《易经》等被誉为传统文化源头的元典出自洛阳、华夏文化重要纽带之一的汉字也产生在这里，即河南安阳殷墟甲骨文。由于历史上各种原因，中原人口大量向四方播迁，甚至播迁到海外。据姓氏专家研究，中国一百大姓中有七十多姓的祖根或一支祖根源于中原。现在播迁在外特别是海外华人，多自称是“河洛郎”，并且前来寻根拜祖，河洛地区成为文化寻根和姓氏寻根的圣地。第三，大一统的思想根深蒂固，形成了传统的民族基因。善于吸收、包融、开放、凝聚的民族个性，在河洛文化中都有充分的体现，但最突出的还是大一统的民族基因，从邦国、王国到帝国的几千年中，人们为维护国家的统一强大，反对分裂，一直进行着不懈的斗争，并且取得了辉煌的成就。这一优秀的传统现已成为整个中华民族坚如磐石的凝聚力和灵魂。 

　　炎帝在上党地区 

　　创造性的推动了人类文明进程 

　　炎黄之词 

　　炎帝文化研究从改革开放后,逐步形成了高潮,并在近10年来进入了高层次研究阶段。受此影响和鼓舞,我们在有限的篇幅内,只能就狭义的炎帝文化谈谈炎黄子孙，因为这个词说的就是我们自己 ,其实在我国的古代，大部分的侵略危机，都是来自于北方的一些游牧民族，所以属于一些少数民族，对我们民族构不成一些实质的威胁，但是在近代的时候，我国遭遇的都是一些来自国外的侵略，这就关系到我们种族的问题了，会不会灭族就成了每个中国人担心的问题，所以这个词就开始广泛运用起来。按照项目顺序来炎部落要比黄部落起源的更加的早，虽黄胜利了，但是还是要的。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炎要比黄的文明程度要高，一个更好的文明程度或许可以更好的代表一个民族，所以这个词就应运而生了。 

　　炎帝创造农耕文明 

　　物质生产方式，是任何一种民族文化植根的经济土壤，就劳动对象、劳动产品、操作方式等因素分类，中华先民的物质财富创造活动可分为游牧与农耕两大类型。农事耕作是利用植物的自然再生产规律获得物质资料的生产门类。在长期的采集活动中，先民们发现植物生长的周期性规律，开始人工种植某些可供食用的野生植物，这便是农业的起源。从以上中国上古神话的记载来看，在远古时代，炎帝神农氏的部落首先完成了从游牧到定居，从渔猎到农耕这样一个重大历史发展阶段，而这一人类历史上重大进步、重大转折，正是在上党地区完成的。 

　　炎帝即神农氏，为少典之子，号烈山氏。太行山区处于温带，适宜植物生长，同时也是禽兽聚集之地，这里的氏族众人仍过着狩猎的生活。后在山腰找到一孔大石洞和许多小石洞，开始了定居生活。人们住下来后，开始用残石盛水，慢慢学会了磨制石器。大人小孩都感到生活比先前好了许多，但常因食毒草、毒果中毒。烈山氏便领一些人遍尝野果、野草，慢慢知道什么草能解毒，并制成药茶解毒。他多次尝果、尝草中毒，曾一日中毒70多次。 

　　烈山氏他断木制成耒，以教人们翻松土地，采来穗大实多的谷子埋入土中，待长成结穗收子，供人食用。照此法，又种它物。烈山氏种五谷的办法，传遍各个部落，人们尊崇他为神农氏。神农氏尝百草还有一地，那就是羊头山，在（今上党区）、高平市交界处。他在羊头山种五谷，还宰羊祭祀，乞上天保佑万民。神农氏见人们生活安定，生产力得到发展，物资也充足了，就教人们用物互换，各得所需。在上党地区，当时产生了雏形的交易市场。神农氏在上党黎岭村建过国，人们又尊称神农为炎帝。后人说，在远古时代是神农氏族首先完成了从游牧到定居、从渔猎到农耕、从部落到建国这一系列重要发展历程。而这一人类历史的重大进步是在上党完成的。炎帝神农氏在上党尝百草、制耒耜、兴农业、疗民疾，为人类的进步，为中华民族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。 

　　炎帝神农氏起源于太行山之论证 

　　炎帝是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，从山西上党地区留有大量遗迹遗存中得知，炎帝神农氏起源于太行山。长治地处山西省东南部，太行之巅“与天为党”，素有“上党从来天下脊”之美誉。上党之名，始于战国。在远古，境内即有耆国，为炎帝所立。长治城源远流长，从秦建壶关县开始，距今已有2200多年的悠久历史。中华民族始祖炎帝神农氏就是在这里尝百草、制耒耜、种五谷，教化于民，从而实现了人类从游牧到定居、从渔猎到农耕的伟大转折，由此揭开了华夏农耕文明的历史。 

　　诸多学者关于炎帝神农氏起源于太行山地区的观点，其主要证据有如下几条: 

　　第一，先秦文献中有关炎帝神农氏的活动记载，几乎全部集中在太行、太岳之野，他处则鲜见。 

　　第二，太行太岳之野的上党地区，方志、碑刻有大量关于炎帝的记载，数量、范围皆居全国之首。 

　　第三，太行山周边地区，至今存有数十处炎帝祭拜遗迹，并有大量相关的信仰与习俗，涉及岁时风习、人生礼仪、衣食住行、生产活动多方面，堪居全国之首。 

　　第四，最早的农业考古遗址，集中于太行山地区，其时间之早、数量之多，亦居全国之首。 

　　炎帝的足迹曾遍布上党 

　　炎帝的足迹曾遍布上党，在现长治境内，有关炎帝的遗存遗址也十分丰富。经年累月，风雨剥蚀，加之战乱频仍，存量不断减少。即便如此，现今上党，仍然有祭祀炎帝的古庙宇64座（含7处炎帝庙遗址，不含先农坛、八蜡庙等），古碑碣100余通。主要分布在长治市郊区的百谷山、长治县的黎岭、长子县的发鸠山、潞城市的潞子婴儿墓地和高平市的羊头山等5大区域，这些祠庙、碑碣等遗存中，考查明确无误的最早的祠庙有百谷山北齐武平四年（573）重修的农庙。 

　　黎岭，俗称“羊头岭”，位于今长治县城北黎岭村西，为土质丘陵。其上林木茂盛，周围则为沃野平畴。黎岭古称为黎侯岭，清《一统志》认为是商周时期古黎侯国所在。今黎岭顶上，残存有炎帝庙遗址。该庙原为三进院，规模宏阔，后被拆毁；创建年代不详，废墟可捡到宋、元瓦当和明琉璃等碎片。 

　　百谷山是一个有关炎帝神农氏尝百谷的神话传说流传及遗址、遗迹分布密集的地点。北宋《太平寰宇记》载：“百谷山与太行、王屋皆连，风洞泉谷，崖壑幽邃，最称嘉境，昔神农尝百谷于此，因名山建庙。”明马暾《潞州志》载：“百谷山，在州城东北一十三里，与太行相连，多产赤白石脂。昔神农尝百谷于此，故建庙祀之，因名山。俗呼柏谷，恐非。” 明潞州判官王基《重修神农庙碑记》说：“炎帝神农氏之神在潞，当祀。考诸郡志，庙去城东北十三里，有山曰百谷……绝顶之半，廓以石涧，俯瞰城郭，世传帝尝百谷于兹。”由上可知，百谷山得名是由历代相传的炎帝神农尝百谷于此而来。 

　　羊头山又称羊山、老羊山、首羊山，位于长子、高平、长治三县交界处，海拔最高1297米。山顶羊头石西南有神农庙5间，创建时间无考，明时尚存，今为废址，尚有石台阶、屋基、石柱、石碑、石柱础、水井等遗存。考其形制，当建于北朝之前，俗称为神农上庙。在庙的北面和西北面，有一小、一大两块坪地相连。大坪上今存古城废墟，俗称神农城。神农庙下西面不远的山坡上，又有黑白二龙泉，相距不远，称为神农井或神农泉。其下平地名为井子坪，相传神农得嘉谷于此，始教播种，又称为五谷畦。这些现存的有关炎帝神农氏的传说遗迹，在汉、晋、唐、宋、元、明、清的史志与碑碣中，都有具体记载。羊头山麓四周则有色头炎帝庙、庄里炎帝陵、五谷神庙、故关炎帝行宫、贾村神农中庙、李家庄旧石器文化遗址等。羊头山仅炎帝遗址就有如此之多。从目前专家学者所掌握的资料考证，羊头山炎帝陵不但早于湖南炎帝陵，而且陵墓的位置比较准确。 

　　炎帝在上党的活动，古代典籍中多有记载。如作于战国的《竹书纪年》中说（炎帝神农氏）“其初国伊，又国耆，合而称之，又号伊耆氏”，在古文字中，耆、黎通用，其耆即指古上党一带的黎国，而黎国即指“汉之上党郡壶关所治黎亭是也。纣都朝歌，王圻千里，黎在朝歌之西，故为近王圻之诸侯也”（《尚书正义》），即今长治县的黎岭（一说黎城，两地相距不远，皆在古黎范围）。而在上党历代的地方志中，有关炎帝的记载则更为具体，作于晋《上党记》（山西省的第一部地方志）中有“神农庙西五十步，有石泉二所，一清一白甘美，呼为神农井”的记载。有关炎帝在上党活动的碑碣则更是随处可见，最早当数黎城县现存的隋开皇五年（585）所立《宝泰寺浮图碑》，中有“秦将定燕卒之乡，炎帝获嘉禾之地”的记载，这在全国范围内，也是最早记载炎帝的石碣资料。 

　　上党地区现存的有关祭祀、纪念炎帝神农氏的祠庙建筑及碑碣等遗存，数量众多，延续久远，分布较广。这些祠庙大部分建在有传说炎帝活动遗迹的地点，使得祠庙本身除具有祭祀性功能外，更带有缅怀与纪念的意义。 

　　炎帝文化是长治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 

　　长治市炎帝文化研究会成立于2017年12月5日，在这之前，曾有过“山西（上党）炎帝文化研究会”，为打造炎帝文化活动品牌，逐步提升长治地区在全国炎帝文化的影响力，形成“文化搭台，经济唱戏”的良好局面。重新注册“长治市炎帝文化研究会”。 

　　长治市研究炎帝文化已经根深蒂固，成绩颇丰，尤其是长治市城区炎帝文化研究成果较为显着，马志生先生是一位对上党地域文化富有贡献的学者。他依托研究会这个平台，挖掘和传承地域文化，主编了多套炎帝文化丛书，在长治文化界可谓一位“文化功臣”。 

　　6000多年前，炎黄始祖炎帝神农氏在上党完成了从游牧到定居、从渔猎到农耕的重大转折，使上党成为中华民族开发较早的地区之一、中华农业文明的发祥地之一，上党古文明和历史文化博大精深，源远流长。上党，流传久远的“炎帝传说”被列为山西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 

　　郭存亭与赵伟平先生合着的《上党社火》，以及木兵先生主编的《上党探微》或多或少的论述了炎帝文化的传承历史遗迹，还有张利先生的《上党神灵》，也是一部目前研究上党区地方神灵文化的唯一一本的系统性的专着，有着较高的学术价值，与炎黄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和契合点。 

　　前年，长治市炎帝文化研究会又出版发行了《上党炎帝文化志》，这本书全面的介绍了炎帝在古上党地区的生活记载和遗迹留存。2017年11月28日全国炎黄文化论坛暨第五届中部六省炎黄文化论坛在长子县举行。来自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、中部六省炎黄文化研究会、全国其他省份炎黄文化研究会等120多名专家和学者，通过开展学术交流研讨、实地考察调研、参观炎帝在长子活动遗址展览等活动，进一步挖掘和研究神农炎帝文化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。原省委书记胡富国、市委常委、宣传部长孙刘琳、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杨茂林出席活动。 

　　 纵观上党，炎帝活动的遗迹俯拾即是，神农炎帝在发鸠山、老方山试尝百草，宜药疗疾；在羊头山试种五谷，教民稼穑，开启了璀璨的华夏医药、农耕等诸多文明，掀开了人类社会新的篇章。在长治老顶山也留有大量遗存，有长治市炎帝纪念馆、炎帝农耕体验园、炎帝阁，并素有亚洲最高炎帝铜像，高达39米，也是全省乃至全国的着名雕塑之一。相似之处的长治县黎都公园也有高大的炎帝雕塑、有规模宏大的炎帝宫，有炎帝的图腾文化等等。 

　　炎帝文化作为城市文化品牌,研究和探讨之，必将为上党这一古老文化精髓注入不竭动力；推行炎黄文化龙脉信仰，融入炎黄文化的民族血脉，炎黄文化继承和发展是文化自信最基本、最深层、最持久的力量。在中国明清以来的近代经济发展史上，山西特别是以太谷、祁县、榆次、平遥等为代表的晋中盆地商人前辈，举商贸之大业，经营范围包罗万象，夺金融之先声，钱庄票号汇通天下，称雄五百余年，创造了亘古未有的世纪性繁荣，在神州大地上留下了灿烂的商业文化。其历史可远溯到炎帝时期。明清两代是晋商的鼎盛时期，在中国商界称雄达500年之久。晋商之家族它是具有商业烙印特征的.在中国传统文化家族理念中,其智慧、气度、神韵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和契合点的. 

　　附：上党炎帝文化遗迹遗存示意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