晋商开辟的这条“茶叶之路”，从南方到北方最重要的中转站，竟然是晋城！晋城地处太行要道，南方的货物北上，蒙古和北方的货物南下，走晋城路途最短成本低，两头不易放空，驼行盛况空前。直到二十世纪初，晋城仍是这条“茶马之路”不可或缺的角色。当时晋城泽州县流行的一句话是——南来“烟酒糖布茶”、北来“牛羊骆驼马”。晋城当时处在一个货物交换点上，而从河南常平到晋城的太行驿道，可以说是一条太行山上的“茶马古道”。 

　　茶之源头 

　　激浊扬清，学无止境。《神农本草经》是神农氏的主要着作之一，书中所载“本草”，发明最多的是在太行山及周边地区。说明兹山为属，神农之本，寻找茶之源头。 

　　早在西晋时，山西高平城北办事处王寺村出了一位有名的大医学家，在神农尝百草的地方，沿着神农考察过的本草线路，以传统的采食实践治疗法进行系统研究。他就是历史上着名的“中国四大医圣”之一——王叔和。在最权威的《药性赋》中记载：“本草之作，肇始炎皇，肇始也。炎皇神农氏也，本草之为书，由神农尝百草，一日而七十毒，始兴医药，相救为之本草。” 

　　着名高级中医师李玉振先生，对《神农本草经辑注》也进行过多年的研究。认为，1959年4月第一次出版的《神农本草经辑注》，全书共收录365味中草药。其中产地在高平发鸠山、羊头山、王屋山、景山、炎帝岭等地的中草药，有107种之多，占29.3%。其中上品有40种；中品有33种；下品有34种。足可见，神农氏高平羊头山尝百草的神话，并非空穴来风，事实胜于雄辩。 

　　据研究表明，仅上党安泽县黄花岭中药材品种多达280多种。如猪苓、黄芩、柴胡、知母、党参、沙参、苍术、黄柏、葛根、霍香、红花、苍耳、射干、薄荷、瓜篓、桔梗、五倍子、五加皮、透骨草、车前籽、益母草、郁李仁、荆芥穗、山菊花、野枸杞、王不留等，可见神农氏发明本草的便捷条件源于这块肥沃的圣土。 

　　“茶”，本草之有。源于神农本草之尝，解毒之利也。 

　　中国最早记写茶史的人物，莫过于唐代茶仙鼻祖陆羽。在《茶经·卷下·六茶之饮》中记载：“茶之为饮，发乎神农氏。闻于鲁周公，齐有晏婴，汉有扬雄、司马相如，吴有韦曜，晋有刘琨、张载、远祖纳、谢安、左思之徒，皆饮焉。” 

　　寥寥几笔，为我们勾勒出历史的出处和重要的人物故事。最终还是这些人物点缀茶的普及知识和茶的益处。之所以陆羽能成为茶仙圣祖，是《茶经》为天下人所能接受，为中国古代研究概括茶史文化的第一人。通读《茶经》知之所然，其“茶之为饮，发乎神农氏”的决定性论语，源自《神农本草经》记载，“农尝百草，日遇七十二毒，得茶而解之。”与西晋太医令王叔和《药性赋》所载：“本草之作，肇始炎皇，肇始也。炎皇神农氏也，本草之为书，由神农尝百草，一日而七十毒，始兴医药，相救为之本草。”同出一辙。说明“茶”真是一服很好的解毒良药，数千年被人们传颂赞美并实用于民间百姓。 

　　茶荼之末 

　　我们今天所使用的“茶”字，在古代的说法，与今有别，即“荼”字，如火如荼。“荼”，在古书上原意是一种苦菜和茅草的白花。我们透过“荼”字看“茶”，“茶”本意就是一种苦味植物。“荼”蜀人之谓也。《尔雅·释木》记载：“槚，树小如栀子，冬生叶，可煮作羹饮。 

　　今呼早采者为茶，晚取者为茗，一名荈，蜀人名之苦荼。槚，苦茶。蔎，香草也。茶含香，故名蔎。茗蔎，皆茶之晚采者也。茗又为款客之上需也。”《载敬堂集》记载：“茶，或归于瑶草，或归于嘉木，为植物中珍品。稽古分名，槚蔎茗荈。” 

　　在原始社会可能还没有分理治疗的说法，只有“食疗合一”和“吃啥补啥，喝啥补啥”之说。茶类植物油的止渴、清神、消食、除瘴、利便等药用功能，不难为人们所发现它的价值。东汉，华佗着《食经》记载：“苦茶久食，益意思。”所以，古有“夜饮茶，益思欲，而不眠”的说法。然而，古人早就将一般性的药用价值利用到了极致，作为一种常态化食疗法进行长饮常治的保健食品。 

　　“食疗”是常见的方法之一，有平常预防和治疗的作用。太行山泽潞地区，现在仍传承一种习俗，在正月十五，要吃“茶饭”，意在除寒。用火燥玉米面，或者黍米面和生姜等，再煮沸食之，补充热量。到春天，吃苦菜，挖蒲公英根解毒开胃。到春夏之交，煮绿豆汤、喝黄芩茶、连翘茶来下火驱温。 

　　秋后，喝山楂茶、大黄梨水等，这种简单实用的乡土办法，似乎就是远古时期流传下来的“茶习”和对“泡茶”沿用。明代，李时珍《本草纲目》记载：“茶苦而寒，最能降火，又兼解酒食之毒，使人神思爽，不昏不睡。虚寒及血弱之人，饮之既久，则脾胃恶寒，元气暗损……。” 

　　至于太行山人有茶饮的习俗，众说纷纭。北宋，王安石《义茶法》记载：“夫茶之为用，等于米盐，不可一日以无。”是对每天喝茶的一种评介。但对太行山人所饮用的茶名，基本一致，品种比较多，没有普遍的口味和定性的名堂。 

　　在泽州县晋庙铺镇小口村东的碗子城山顶东侧，有一道石垒长城，非常有名。至于年代问题，争议不休。有说是战国至西汉、三国大魏之物，也有说梁晋之物。笔者登山揽之，无意中发现在一块精雕过的青石上，刻有“茶池”二字。此石刻与长城的年代肯定不符，应当是元明代之前，依水起建，供士兵饮茶而息的地方。在一个荒凉的大山之上有“茶池”铭刻，也让人足以兴奋一时。 

　　要说与茶有关的石刻，在泽潞地区少之又少，在这里发现“茶池”，无疑是战争守卫者饥渴的栖息地之一。经查古志，羊肠坂道，还有一个名字，叫“饮马古道”。充分说明，这里地势险要，过往马车，登山负力汗流浃背，在此需要补充水份，喝茶而解。 

　　泽州县孔匝村，大清康熙六十年（1721）《堆金会添灯请香买茶碑记》记载：“尝闻因修劫累，果熟时香，春耕耘于南陇，秋收粟于北场，岂不从培滋中得来者哉？兹为玉皇上帝面前悬灯列鼎，设晨昏之旺气，张长久之光明……众皆慨然，欣作堆金之会，每岁收利，灌油买茶，上增神前之辉，中解各主之渴。” 

　　晋城城区茶园村，清康熙三十四（1695）《茶店镇创修茶房三间碑记》记载：“修盖茶房，施银六两三钱六分。”《重修茶元社普照寺碑记》记载：“勒碑年代不祥，存茶园村。” 

　　珏山山顶，清顺治十三年（1656）《创建茶厦石井碑记》记载：“时届桃月，春归暑临。人多望井思源，盖杯茶济渴，能费几许？只此功德，十不见一。倏有陵川县积善村高应斗、高三乐、陡起善念，创建茶厦二间，石井一圆，募化吉土数人，共成茶缘美事，铭兹石碑永垂不朽矣。” 

　　青莲寺大雄殿，清康熙元年（1662）《煮茶供饮碑记》记载：“于是会众等发慈悲心，结弘誓愿，各捐赀财，向青莲寺东廊下结庐安灶，躬为烹点。焙之以三昧炎，煮之以方便铛，贮之以甘露盐，既效烹煎之制，兼陈果物之资，以供十方善士渴饮所需，使步履者顿忘神力疲倦，烦何者不觉清凉生心焉？” 

　　珏山南顶，乾隆十六年（1751）《恳祈捐金修葺茶房碑记》记载：“前贤善士在顶上坨腰修双茶房共众。兹因年深日久，风雨摧残，劝为修葺。”道光元年（1821）《重修茶亭碑记》记载：“茶亭之建，不知创自何时，考诸古碑，康熙御世曾经重修。至今百余年间，风雨飘摇，又就颓毁。后之之追念前志，不忍坐视，捐金鸠工，再光补葺。一时乐观厥成，故书以为记。” 

　　大阳镇茶棚岭，大清康熙二十七年（1688）《碑子岭增补茶棚记》记载：“斯岭旧无茶棚，有之，自康熙壬子岁始，善士王老人必所创也。特两楹耳，而行者憩，渴者饮。至今几二十年，皆称老人之善也。而此地为阳、陵、泫氏之几道，往来者众。古人言：人有善心，神必佑之；神有灵显，必赖人以辅佑之。”民国二十四年（1935）《补修北茶棚记》记载：“大阳镇茶棚岭，吾镇四邻旧有茶棚数所，迄今完整者，则首推此处。其修葺各年月俱有碑不可考，兹不赘述。” 

　　上党茶叶 

　　神农氏炎帝发明茶叶的问题，大家共认之，与世无争。在大清康熙三十七年（1698）《创建关帝庙碑记》记载：“泽州南二十五里，地名道口，右有茶庵所，采山茶，汲泉水，以济行人之渴。”一句采山茶”之语，帮我们道破天机，说明太行山有自己的“山茶”，为过路者服务和提供的“茶”，不是外来“茶叶”。 

　　综上所述，太行山人也并非不喝茶，既然喝茶，喝的是什么品种的“茶”呢？太行山地区产茶吗？产的是什么茶？笔者为一系列的问号所打动，用心察之与探索。认为太行山人有自己的茶文化，而且有可能就是神农发现的早期药茶。如黄芩茶、连翘茶、桑叶茶、山楂茶（红果茶）、苦荞茶等，都是本土惯用的名茶精品。西晋，并州刺史刘琨与兄子南兖州史演书》云：“前得安州干姜一斤，桂一斤，黄岑一斤，皆所须也。吾体中溃闷，常仰真茶，汝可致之。”说明“黄芩茶”，在西晋时仍是山西人常饮用的主茶之一。《旧唐书·李玉传》记载：“茶为食物，无异米盐，于人所资，远近同俗，既怯竭乏，难舍斯须，田闾之间，嗜好尤甚。” 

　　追溯太行山之茶，为数者不在少数。近年，笔者数十次的走访泽潞县区老人，追溯太行山人茶饮。太行第一山茶是“黄芩茶”，第二是“连翘茶”，第三是“苦荞茶”。 

　　民国之前，晋东南人最追崇的茶叶品种并不多，主要是黄芩茶、连翘茶、大叶茶、苦荞茶、山楂茶、花茶、红茶。黄芩茶、连翘茶，主要流畅于太行山地区；大叶茶，主要在屯留、长子、安泽、沁源县地区；苦荞茶，流行于武乡以北地区；山楂茶盛行于泽潞地区太行山东南。解放后，流行喝菊花茶、花茶、龙井茶、红茶。 

　　改革开放后，引进铁观音茶、毛尖茶。2000年之后有了普洱茶、苦茶等，繁盛茶世。泡水泊茶，煮茶为饮之人日盛，太行山自生产物的茶饮几乎殆尽，云南普洱茶销售网点林立，被外来茶占居了泽潞地区主要市场。 

　　唐代，陆羽《茶经·一之源》记载：“茶之为用，味至寒，为饮最宜。精行俭德之人，若热渴、凝闷、脑疼、目涩、四肢烦、百节不舒，聊四五啜，与醍醐、甘露抗衡也。采不时，造不精，杂以卉莽，饮之成疾。茶为累也，亦犹人参。上者生上党，中者生百济、新罗，下者生高丽。有生泽州、易州、幽州、檀州者，为药无效，况非此者！设服荠苨使六疾不疗。知人参为累，则茶累尽矣。”明代，医学家龚廷贤在《药性歌括四百味》记载：“人参味甘，大补元气，止渴生津，调荣养卫。党参甘平，补中益气，止渴生津。” 

　　从陆羽记载的内容来讲，茶的上等品，生于泽潞地区，尤其是“党参”，更是佳品。然“党参”名贵，饮用者只能是达官贵人。《太平寰宇记·潞州·上党县》记载：“《紫团山·地理志》云，此山出人参柴草。”唐代，韩翃在《送客之潞府》诗云：“官柳青青匹马嘶，回风墓雨入铜鞮。佳期别在青山里，应是人参五叶齐。”清初，汪认庵《增补本草备要》记载：“人参向以上党为贵。”大清，毕振姬《四州文献·九域志》记载：“唐宋元时，上党潞州、泽州、沁州、辽州，每年皇贡党参重负。仅宋时潞州上党郡贡人参一千斤。” 

　　茶史备要 

　　唐代，陆羽《茶经·六之饮》记载：“茶之为饮，发乎神农氏。”将神农的历史推举到一个原始起发之源。又在《茶经·七之事》记载：《神农食经》云“荼茗久服，令人有力悦志”。《晏子春秋》记载：“婴相齐景公时，食脱粟之饭，炙三戈、五卵茗菜而已。西晋，并州刺史刘琨《与兄子南兖州史演书》云：“前得安州干姜一斤，桂一斤，黄岑一斤，皆所须也。吾体中溃闷，常仰真茶，汝可致之。”华佗《食论》记载：“苦荼久食，益意思。”《本草·木部》记载：“茗，苦茶，味甘苦，微寒，无毒，主瘘疮，利小便，去痰渴热，令人少睡。秋采之苦，主下气消食。《注》云：春采之。” 

　　《神农百草经》记载：“神农尝百草，日遇七十二毒，得荼而解之。”成为研究茶文化的开路先锋和时代里程碑。一组考古数据让人叹服不已，考古学家认为茶的历史始于以河姆渡文化时期，在浙江余姚田螺山遗址发现就出土了6000年前的古茶树。目前为止，也是我国茶叶行业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。说道“茶树”二字，笔者走访过多人，对“茶树”并不太认可，并非只有“茶树”才能生茶。北方黄芩茶，就不是“茶树”之列，一样长茶。就连翘茶而言，也不为“茶树”，当地人称“树不落”，也为“迎春花”。古诗云：茶树本是神农栽，朵朵白花叶间开。栽时不畏云和雾，长时不怕风雨来。嫩叶做茶解百毒，每家每户都喜爱。 

　　在周代时期，中原人几次大迁徙，将茶带入四川、云南一带。 

　　我国现存最早完整记载茶学文化的历史资料，莫过于汉宣帝神爵三年（公元前59）正月十五日。西汉，王褒着《僮约》，是在陆羽《茶经》之前已有的一部历史专着，为茶学史上最重要的文献之一。《僮约》记有“烹茶尽具”和“武阳买茶”的文字，说明在四川一带已有茶叶商品的存在，是茶叶进行商贸活动的最早文字记载。从考古求实学上讲，笔者在山西泽潞地区，多次见过出土的战汉青铜茶俱，印证王褒之记并无虚言。 

　　东汉《桐君录》记载：“南方有瓜芦木，亦似茗，至苦涩，取为屑茶饮，亦可通夜不眠，煮盐人但资此饮。”《三国志·吴志·曜传》记载，吴国孙权之后，孙皓君王有“密赐茶荼以代酒”的文献资料。唐广德年间，唐太宗大历五年（770年）开始在浙江长兴县顾渚山建贡茶院，以“龙团茶”进贡皇家，延续至明洪武八年（1375）。在唐德宗建中元年（780年）开始征收“茶税”，同期陆羽《茶经》问世。唐顺宗永贞元年（805）日本僧人最澄大师感到珍奇，带茶籽茶树回国种植成功。因此，茶叶引入日本。在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（976年），开始在今福建建瓯（建安）设宫焙，专造北苑贡茶。从此，“龙团茶”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。在大观元年间（1107），宋徽宗赵佶着《大观茶开》一书，以帝王之尊，倡导茶学文化，弘扬茶之精髓。明太祖洪武六年（1373），专设茶司马，从事司茶贸易活动。洪武二十四年（1391）九月发布诏令，废除团茶，兴起叶茶。从此，“龙团茶”（饼茶）改为散叶芽茶，对炒青叶茶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作用。 

　　其实，中国的茶叶，在明代已经远渡重洋销往欧洲市场。明万历三十八年（1610），荷兰人自澳门贩茶，转入欧洲。明万历四十六年（1618），皇朝派钦差大臣入俄，并向俄皇馈赠茶叶。大清顺治十四年（1657），中国茶叶在法国市场已有销售。康熙八年(1669年)，英国东印度公司开始直接从万丹运输中国花茶入英。康熙二十八年（1689）从中国夏门出口150担茶叶运抵伦敦，康熙二十九年（1690），中国茶叶获得《美国波士顿出售特许执照》，到乾隆十五年（1750），茶叶已经变成英国人的全民饮料。光绪十二年（1886）创华茶出口历史最高纪录，达到13.41万吨，茶叶成为中国最主要的出口商品。光绪二十二年（1896），福州成立机械制茶公司。光绪三十一年（1905）中国首次组织茶叶考察团赴印度、斯里兰卡考察茶叶产制，并购得部分制茶机械，大力宣传茶叶机械制作技术和方法，传统的制茶工艺走上机械化道路。民国五年（1916），中国茶叶运销丹麦。 

　　根据相关资料显示，整个十八世纪中国输出欧洲的茶叶达721万担左右。其中荷兰178万担，英国400万担，法国、丹麦、瑞典143万担。红茶占80%，达576.8万担，平均年输出5.768万担。不含出口俄国数字733881担，其中红茶、黑茶各占一半，平均年出口红茶约3700担。 

　　清代，衷斡《崇市杂咏》记载：“清初茶叶，均系（山）西商经营，由江西转河南，运销关外。”张正明着《清代的茶叶商路》记载，大约从乾隆三十年（1766）起，在晋帮商人的大力推动下，逐步形成了一条以山西、河北为枢纽，北越长城，贯穿蒙古，经西伯利亚，通往欧州大陆的陆上国际茶叶运销路线。比如，福建武夷茶的运销线路是：由福建崇安县过分水关，入江西铅山县，在此装船下鄱阳湖，穿湖而出九江口入长江，溯江抵武昌，转汉水至襄樊，贯河南入泽州，经潞安抵平遥、忻县、大同、天镇到张家口，贯穿内蒙古到库仑（今蒙古乌兰巴托），北行达恰克图（城市名，曾是中国境内的中俄通商要埠）。”《山西外贸志》记载：在这条商路上车帮、马帮、驼帮络绎不绝，蔚为大观，成为一条生要的国际商道，号称“茶叶之路”。《山西公路交通史》载：“山西东南部的晋城、高平，是当年北运茶叶入省的一个重要中转站”。高平汤王头村古为高平关旧址，民国老人常说，骑驴圪挟官道险，悠然自得控南北。货易天下水流逝，坐品茶闲看八音。 

　　明末清初，茶叶相当发达。全国有16省区，600多个县产茶，面积为1500多方亩，居世界产茶国首位，占世界茶园面积的44%，产量已超过800万担，居世界第二位。占世界总产量的17%。 

　　1984年全国出口茶叶280多万担，约占世界茶出口总量的16%。江南栽茶更加普遍，据数据记载，1880年，中国出口茶叶达254万担，1886年最高达到268万担，这是当时中国茶叶出口最好的记载。